7月11日下午2点，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接待大厅人流络绎不绝。相比大厅的人声鼎沸，四楼的文件检验实验室里却极其安静，文痕司法鉴别判定人李冰正坐在电脑前，仔细看着两个指纹样本。这两个指纹是否属于同一人，需要她来下结论。

  文痕司法鉴别判定由来已久，最早的笔迹鉴定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，魏郡太守国渊通过字迹比对查出书写匿名信攻击曹操的人。时光流转，文痕司法鉴别判定技术不停地改进革新与发展，被大范围的应用在刑事案件以及遗嘱、合同纠纷等民事案件中。

  “你能相信吗？一张小小的清单，加上几个字就变成了一张欠条？”李冰和记者说，文书证据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大。看似简单的一张字条，却涵盖了书写工具、书写人、书写衬垫物等大量复杂的关联信息。

  李冰自2004年起一直从事法庭科学（文痕鉴定方向）的教学、科研和鉴定工作，采访中她回忆起当年办理的一起案件，争议点就是一张非同寻常的“欠条”。双方因是否欠工资款发生了争议，一方主张对方欠了建大棚所需的工人工资款，应该按字条约定内容给付；而另一方则称就没有这回事，所谓的工资款字条为伪造形成。

  李冰仔细分析字条内容，发现其中“欠”“工资款”等个别字与其他字迹存在墨水成分不一致的情况，且字的写法特征与笔顺特征也不相符。进一步用红外光源照射观察，发现在不同光谱之下，有些字竟然消失了。这也进一步说明：这张“欠条”上的部分文字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因而出现了“清单”变“欠条”的闹剧。

  这只是一例简单的笔迹鉴定，实际工作中，不是每一份待检验检材和样本都整齐地“喂到嘴边”，很多材料都是需要挖掘的，甚至要有系统性的逻辑思维。

  若干年前，一起关于字迹形成时间的争议案件摆在李冰面前。当时案件的核心焦点在于一张黑色字迹字条的落款日期是否线月*日。

  经过审查，李冰偶然发现了案件的突破点：这张字条的黑色笔迹是使用中性笔书写而成。据文献记载，中性笔最早是由日本一家公司于1988年研制开发的，在1990年的国内，大家广泛使用的书写工具还是以圆珠笔和钢笔为主，市面上很少见到有中性笔。即使是从国外购买的，由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，这种可能性也极小。

  通过上述的分析，“这个落款的字迹不应该是在1990年初，应该至少是2年以后形成的。”李冰回忆，这起案件给她最大的启发是，文痕鉴定要有系统性的思维，要考虑文件上出现的各种信息要素，这考验着一个鉴定人的综合能力。

  “现在文痕司法鉴别判定慢慢的变多地应用于家庭继承、经济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纠纷解决。”李冰说，这种变化尤其发生于2005年后，特别是2005年2月28日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的出台，有效推动了司法鉴定行业和业务工作的迅速发展。

  “每一个鉴定案件背后，一横一竖、一撇一捺都藏着秘密，甚至都有着独特的故事。”李冰说，尤其是近年来很多老百姓遇到的遗嘱问题。

  2011年，一位老人留下的遗嘱，就让其三个子女和老人的后老伴儿对薄公堂。老人留下的两份自书遗嘱落款时间分别是2010年7月2日和2010年10月5日，遗嘱内容中遗产分配则完全相反。

  起初从宏观来看，两份遗嘱的文字字体、外形结构非常相像，看起来就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但是经过仔细鉴定发现，两份遗嘱中很多字的笔画转折角度、笔画长短、文字间距都几乎一模一样。

  “太像了反而很反常！”李冰说，同一个人的正常书写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差异，这种大量的高度相似反倒提示了异常。

  为了进一步印证判断，李冰团队将两份遗嘱中出现的相同字、词语进行了重合比对，结果印证了上述判断。这也进一步说明：存在争议的遗嘱是利用另一份遗嘱进行套摹伪造形成，并非老人真实的自书遗嘱。

  “回到案情，这位老人的几个子女为发展各自事业一直身居国外，曾是老人保姆的后老伴照料其晚年生活。直到弥留之际，老人起草了遗嘱作为补偿和保证后老伴未来的生活，然而子女却始终不理解，亲生父亲无论如何不会将财产留给不相关的外人，于是伪造了遗嘱。”李冰回忆道。

  一个普通的财产继承纠纷案件，反映的却是很多独居老人内心的旁白。对此，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文痕司法鉴别判定人杨春松也有同感。

  “遗嘱、担保合同、公司文件……这样的鉴定近年来太多了。仅仅是‘被法人’‘被股东’的案件一年就会接到近百件。”从检近30年的杨春松说，几年前，一名退休老教授就发现“被法人”了，他在去银行取钱时被银行告知自己账户被冻结。经查询，他发现了自己竟成了一个企业的法人，还跟别的企业存在纠纷并败诉，被冻结了账户。

  为证明自己与此公司并无瓜葛，老教授找到了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。杨春松和记者说：“我们将送检的工商局注册等文件上‘老教授签名’，与他本人几年前在《购房合同》以及现场书写的签名笔迹样本比对检验，发现在书写风格、字形字体、连笔方式、笔画搭配、间架结构等特征上存在很明显差异，是来自不同人的固有书写习惯形成。”凭着这份鉴定意见书，老教授才解决了“被法人”的问题，注销了相关公司。

  “您在近30年的文痕司法鉴定中，有遇到难以辨别真伪的案件吗？”记者好奇地问杨春松，他思考了下回答说：“早些年，遇到朱墨时序和字迹褪色消失等问题确实很头疼。但近年来随着高科技设备、计算机技术的运用，难题都能迎刃而解。”

  几年前，杨春松遇到了一个难题。当时，法院委托对一张门票上已褪色的字迹进行恢复显现。原来，市民韩女士带着儿子到某体育公园轮滑场地运动，但在轮滑期间其子不幸摔伤。事后韩女士想起自己购买的轮滑入场券中含有意外伤害保险，但由于门票的字迹已经褪色，无法辨别，物业管理公司拒绝赔偿。

  “起初，我们秉承‘先无损检验’的原则对这张褪色的热敏纸门票进行初步检验，但检验效果未能满足委托方的鉴定要求。”杨春松介绍，随后他们在征询法院及原被告同意后，对门票采取了有损检验方法。

  “检验前我们对热敏纸门票进行了拍照固定，然后对门票进行热处理，热敏纸门票经热处理后形成了黑底白字，褪色的内容得以重新显现，后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达到了最佳的显现效果。”杨春松回忆。“经过鉴定，热敏纸门票上的褪色字迹确为韩女士购买的体育公园轮滑门票，且门票中包含了保险。”

  “现在，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、文检仪、立体显微镜等先进的技术设备，不但可以让消失的字迹还原，还能够准确的看出字迹的添加涂改，伪造作假在先进的仪器设施之下一目了然。”杨春松说，这也督促他们不断学习新技术新方法，对文件检验的每部分知识都要做到心中有数。

  从事文痕工作多年来，像杨春松、李冰这样的文痕司法鉴别判定人参与完成的文书、痕迹司法鉴别判定案件不下万件，杨春松曾受委托对40张数码照片中“野生华南虎”真伪进行司法鉴别判定，揭露了事实真相；李冰也曾为法院纠纷合同案件中涉及的协议书进行真伪鉴定，为司法机关提供办案依据。

  不久前，杨春松和李冰作为文痕鉴定专业组专家，入选了“全国司法鉴别判定专家库”，将进一步为提高司法鉴定的质量和公信力作出努力。“入选‘国家队’，既感到光荣，又感到责任重大。”杨春松感叹。

  也因为门槛高，导致文痕司法鉴定人才队伍存在“青黄不接，后继无人”的断层现象。

  杨春松说，他希望未来文痕司法鉴定行业能够注入更多新鲜血液，进一步探索文痕司法鉴定的创新发展，为社会公平正义贡献司法鉴定的力量。记者：侯懿芸